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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李健熙的人应该很多，但更多的是将其和三星视为敌手的人。
宏碁施振荣曾说三星是所有人的敌人，张忠谋早前就认定三星是台积电最大的挑战，并指出联合台湾“四巨头”才有可能各个击破三星，而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则声称，打败三星是他毕生的目标。同样情绪流露的还有日本，二十多年前，李健熙和他的三星在半导体业务上超越日本后，整个制造业对其算是“恨之入骨”。
在这些已经雄踞一方的前辈面前，当时的赵伟国还显得有些籍籍无名，这离他接管一个“兜售扫描器和中草药饮品”的紫光才过去不久。不过这并不妨碍赵伟国成为三星的忠实模仿者，在他看来，“三星经历的一切都值得学习和总结。”
美国“封杀”中兴时间，让国人看到了在我们科技井喷的时代，居然还有落后于别人三十年的高科技产业。如此当头一棒，让很多人明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我们依旧任重道远。
而在全民热议的中国芯的的海量话题中，有一条消息似乎并没有被群情激奋的舆论注意到：最近，紫光股份和紫光国芯却发布公告，宣布董事长赵国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并不在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之后于英涛当选紫光股份董事长。
作为国产半导体的重要企业之一，这次人事的变动，是否意味着国芯“紫光模式”戛然而止？这是国产半导体的幸还是不幸？
三星“门徒”赵伟国
1983年，李秉喆在留学归来、野心勃勃的李健熙的多次劝谏下，于京畿道器兴建立第一个半导体工厂，正式向内存宣战。此时的赵伟国正投身于奔赴高考的万千学子中，两年后他成为沙湾县考入清华大学的第一人，就读于电子工程系。正是在大学实验课上看到芯片时，他萌生了“什么时候中国能制造海外高端集成电路”的想法。
当然这个启发赵伟国的小小芯片，据估计应该不是出自韩国，因为三星刚刚染指半导体时，日本已经是世界霸主。而且其刚推出64K DRAM，内存价格就暴跌，到1986年底，累计亏损3亿美元，股权资本全部亏空。可一身赌气的李健熙依然坚持“越是困难，就越要加大投资”。
经过将近10年鏖战，三星终于在1992年超越日本NEC，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DRAM存储制造商，并在其后25年连续蝉联世界第一。而与此同时，重新回到清华大学攻读硕士的赵伟国，才刚刚与紫光有了交集。
尽管有着十年之久的时间差距，2013年他接管积重难返的紫光后，似乎是有意学习李健熙，毅然踏上了三星当初走过的路，甚至对照三星逆袭日本的过程，紫光也有了自己的十年规划：五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站稳脚跟；再有五年，应该有相当的成就；所以要有“冷板凳坐十年”的心理准备和战略耐力。
然而与李健熙数次靠破釜沉舟的自杀式投资“磕死”对手不同，赵伟国也想借助紫光背后强大的资本，慢慢耗死联发科等台企。在他的逻辑中，“紫光可以一直赔钱，而联发科不行”，只可惜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如今回过头再看赵伟国多次并购的大手笔，除了挥金如土为其成就了饿虎的威名，国产半导体离原来的技术起点似乎也没有太远。
起码，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1983年三星开发64K DRAM时，其关键技术落后日本整整5年，到256K时与日本相差2年，再至1M时差不多落后1年，等到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个64M DRAM之时，日本已被三星甩之脑后。而紫光将展讯、新华三等公司收入囊中之后，依然是拿来的技术，DDR3内存条是早前英飞凌、奇梦达时代的产物，用来追击联发科的中端芯片，核心构架和制程工艺都来自英特尔，这是其入股后开放给紫光的。
郭台铭曾说，赵伟国只是一个炒股的投资者，而从投资者到实业家确实还有很远的距离。
日渐偏离芯片的初衷
2011年4月24日清华百年校庆，据说赵伟国在唱国际歌的时候，找到了紫光的未来方向，就是发展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让它在全世界有一席之地。自此后，民族产业和企业责任成了他口中最常见的词汇，凭借这张爱国牌，游弋于国家资本和民众舆论之中。
但当紫光伟大的半导体事业被拖入眼花缭乱的并购案，一个商人的投资本性不免暴露无疑。
进入紫光之前，2004年赵伟国曾带着100万到了新疆，归来时已是亿万富翁，不同于其他地产大王对财富的爆发式增长讳莫如深，赵伟国兴致高昂地将房地产行业形容成“印钱”。也许正是从房地产行业中形成的行事风格，成为紫光总裁之后的他，将简单粗暴的“买买买”模式烙印在紫光半导体发展规划上。
正如其自述，“我做投资就像女人逛街，不厌其烦地看，买了之后我还会像古董商人那样长期持有。不过一旦看中了，出手就是饿虎扑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