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如果落后，就很容易被“卡脖子”。半导体芯片是尖端制造业之一，中国的芯片进口额已经超过原油进口额，成为第一大进口物资，每年的进口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在动态存储芯片（DRAM）方面，为了尽快突破技术垄断，实现独立自主，摆脱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近年来，中国大陆开启DRAM产业战略布局，引起行业关注。
当前，全球DRAM产业呈现寡头垄断态势，中国参与竞争后注定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有做大做强的基础。回顾当年，台湾DRAM产业没有能够成功，就是吃了没有核心技术的亏，留下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警醒。
前车之鉴
台湾的DRAM产业发端于1983年与美国合作研发内存。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行业的迭代更新，直到2006年，台湾仅存六家DRAM厂商，其中三家为自主品牌，另外三家为代工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内存价格全面崩盘，重创台湾DRAM产业。后来，各厂商纷纷转型。2015年，美光收购华亚科技大半股份，台湾DRAM独立经营之路终结。
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台湾向DRAM产业投入约500亿美元，超过2万名科技精英参与其中，最后却落得负债累累，连年巨亏。
从逐步放弃自主研发，到完全依赖外国企业技术授权，再到代工模式遭遇金融危机重创后满盘皆输，台湾的DRAM发展是一个失意的故事，对正在发展DRAM的中国大陆充满警示意味。
失败之路
总结台湾DRAM产业失败教训的文章有很多，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地把依赖技术授权列为产业的致命弱点。台湾很多业内人士回忆时慨叹，在热衷资本运作、不搞自主研发的思路主导下，企业走捷径、赚快钱，快进快出，在竞争残酷的DRAM行业毫无立足之地。行业带头人错误的战略选择是导致产业败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力晶电子曾经是台湾DRAM股王，其董事长黄崇仁在进入半导体行业前曾带领扫描器制造企业力捷成为全球第一大扫描器品牌。力捷昙花一现的成功大多得益于较强的制造能力和良好的成本控制，而在专利技术上则少有自主研发、主要依赖技术授权，这也是力捷后来走下坡路的原因之一。
在其后来的DRAM产业开展上，黄崇仁继续采取授权合作的方式，付出高达100亿日元（当时约合8000多万美元）的技术授权费与三菱合作。
黄崇仁后来曾在接受采访时无奈地说：“别人是做加值，成本 1000 元收 1100 元，我们是做打折，别人卖 2000 元的东西，我们卖 1700 元，还觉得自己很赚钱。”有媒体评论说，没有从基础建立根基，却想把豆芽菜变成大树，衍生出一堆怪现象。
“DRAM赚的时候，台湾只能捡别人剩下的零头；但赔的时候，却赔得比别人更惨。”茂德董事长陈良民曾经发出的这一感叹，也从侧面印证了没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台湾DRAM产业是多么被动。
在茂德建立之初，陈良民就一直奉行技术转移路线，寻求与国际大厂合作，认为通过技术授权，台湾的DRAM产业能够在短时间内与国际大厂站在同一技术水平上。在陈良民的领导下，茂德一直依靠英飞凌的技术授权，毫无自主研发能力。2001年起，由于DRAM产业不景气，茂德母公司大量质押茂德股票，引发了与英飞凌的矛盾，致使英飞凌终止对茂德的技术授权，并停止采购茂德晶圆。失去技术授权后，茂德异常艰难。
2008年，陈良民在呼吁台湾政府出面拯救DRAM产业时反复强调技术扎根的重要性。然而，当被记者问到如何看待外界对台湾DRAM发展多年后依然不拥有自主技术的批评声浪，陈良民并没有做出正面回答。
华邦曾经是台湾继工研院电子所、联电和华隆微后第四家有能力自行设计生产芯片的公司。然而，董事长焦佑钧当年没有投资自主研发，而是选择利用奇梦达制造工艺授权为其生产DRAM，并保证只在奇梦达的订单生产中使用其工艺，走纯粹的代工厂路线。随着奇梦达的退场，华邦于2010年转做利基型DRAM。
在南亚科技，当年曾有两派，一派主张在与英飞凌合作的基础上自主研发，以应对与三星的激烈竞争，然而这需要时间和大量的资金投入；另一派主张与美国合作，继续走以技术转让为前提的代工模式。南亚科决策层选择了后者。当时，南亚科技执行副总经理是高启全。
2003年，南亚科技与英飞凌合资成立华亚科，担任总经理的高启全依旧选择来钱更快的国外技术授权道路。与高启全合作多年的人士说，高启全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赶快量产，抢占全球市占率。”然而，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转移、完全遵循代工模式、放弃自主创新、没有核心技术的华亚科实际上沦为了美国和日本的廉价工厂。高启全后来在被问到台湾存储业大退败时提到，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自主研发和自己的技术。
上文提到的行业领军人物中，焦佑钧后来帅领华邦以奇梦达技术为基础，通过十余年自主研发的努力，成功转型为利基型DRAM制造商；黄崇仁带领力晶平稳过渡至代工模式，成为台积电以外数一数二的代工巨头，近几年不断有大手笔的业务布局。相比较而言，陈良民和高启全的表现就乏善可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