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地方政府浇瓢冷水，并非坦途的“芯片第一城”争夺路上有多少坑？
芯片产业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显而易见，然后芯片产业的特殊性决定着，现在看似前景无限的产业规划和布局，即便费尽心思的努力经营，也不一定能够收获回报，中国在这方面是吃过亏的，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亦是一场考验。
1、广撒网的策略是否真的适合芯片产业？如何避免投产即落后？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芯片产业更是如此。
我们来看看当前芯片产业的世界格局。
美国强在整体实力：有英特尔、高通、英伟达、AMD等顶尖芯片设计、制造厂商，有英特尔、AMD掌握的x86指令集；有微软、苹果、谷歌等操作系统生态伙伴；还有Cadence、Synopsys、Mentor 3大主流EDA工具厂商。
英国强在架构：除也拥有x86指令集之外，还有占据另外半壁江山的ARM架构。
台湾强于代工：台积电在芯片制造工艺上的领先已不用再过多累赘。
韩国强于存储和显示：三星和LG在90年代之后迅速崛起。
日本强于材料：信越、SUMCO、住友电木等日企垄断全球52％的半导体材料市场。
欧洲强于设备：荷兰ASML公司垄断全球光刻机设备。
注意到没有？芯片是一个头部效应高度集中的产业，必须站在“食物链”的顶端才不会被挤占出局，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国家开始正视芯片产业的重要性之后，大量芯片项目在各地上马，根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去年的研究数据显示，近几年，光在芯片制造领域，我国新投产了10条12英寸产线，总投资约3200亿元；同时在建14条，总投资约5100亿元；另有23条规划待建，总投资约5000亿元。
数据来源：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2019．08
中国需要这么多产线吗？这些产线最后都能存活吗？存活下来的产线最终能与台积电、三星这样的先进芯片制造企业掰掰手腕的又会有几条？
太过直白的回答可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参与芯片产业的积极性，但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芯片作为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要求对行业的发展趋势有非常强的洞察能力；作为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决定了一个芯片项目一旦失败，损失会非常惨重。
总而言之，风险极大。
这方面中国芯片产业在过去是吃过亏的。
1990年9月电子工业部曾启动了一项“908”工程，想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有所突破，目标是建成一条6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产线。项目由无锡华晶承担，芯片技术向美国朗讯购买，但最终结果是：行政审批花了2年，技术引进花了3年，建厂施工花了2年，总共7年时间，投产即落后，月产量也仅有800片。后来经中芯国际创始人张京汝接手改造，直到1999年5月达到盈亏平衡，项目才得以验收。
或许中国在芯片产业上广撒网的策略是为了“补课”而不得不交的学费，那么在追赶世界先进的过程中，如何保持速度与效率则是地方政府所要面临的第一道考验。
2、投资回报周期长，产业人才需沉淀，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定力？
芯片产业投资不光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也很长，且还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的产业，1996年启动的“909工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当时这个项目投资100亿人民币，由上海华虹承担，与NEC合作，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亲自挂帅，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电子工业项目。1997年7月开工，1999年2月完工，用了不到两年即建成试产，在2000年就取得了30亿销售，5．16亿的利润。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不变，“909工程”也需要差不多20年才能收回投资，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还有反复。
2001年，华虹NEC遭遇了芯片行业的寒冬，全年亏损13．84亿，直到2004年之后才恢复业绩稳定，其实芯片行业中三星有越亏越投的“反周期大法”，张汝京有“盖厂一定要在行业低潮期”的理论，但华虹NEC一直止步与建厂时的规模，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内，再也没有获得国家资金支持扩建升级。
我们需要注意到，“909工程”可谓是“根正苗红”，自一出生就自带光环，可在其实际发展过程中依然步履荆棘，地方政府在入局芯片产业之前可对产业发展有过周末的规划与预估？可曾清点过有哪些底牌和子弹在关键时期可以成为自己的救命稻草？
在另外一个方面，地方政府发展芯片产业巨大的人才缺口从何而来？
根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7－2018）》数据显示，到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行业人才需求规模约72万人左右，而我国现有人才存量40万人，专业人才缺口将达32万人。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于燮康表示，如果说现在集成电路的人才缺口是30万，那么未来随着芯片需求的增加，人才缺口只会越来越大。
中芯国际曾公布过一组数据，中国每年有近800万大学毕业生，但进入电子和相关产业的只有20万。在这20万大学生里，只有4万人从事电子行业，2万设计、2万制造，3年后，流失率可能有20％、30％，甚至更高。
产业需要长时间的人才沉淀才会具备发展的动能，在这一方面，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有完善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的答案必定不是走一步看一步，而是需要沉下心以破釜沉舟的气势做出决断。
其实，无论是资金投入和回报也好，还是人才沉淀也好，考验的都是地方政府的产业定力，既然已经下场，肯定不能玩票，如何漂亮的赢得更多筹码才是目标。
3、在产业基础和行业热度的取舍中，地方政府和企业如何制定自己的发展策略？
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所长魏少军曾公开表示，“集成电路并不是一个能够遍地开花的事情。”除了上文提到的资金实力和人才素质之外，产业发展环境也很重要，这也是说，面对当前的芯片产业热潮，地方政府一定要保持冷静，对自己的产业基础有清楚的认识，这个事情是无法勉强的。
在这方面，首钢跨界涉足芯片惨败首场的案例可以给我们足够的警示。
与现在各地上马芯片项目的热潮相似，国家在1986年针对“七五”提出了“531战略”，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并在全国多点开花建设集成电路制造基地。从1986年到1995年，陆续诞生了无锡华晶、绍兴华越、上海贝岭、上海飞利浦、和首钢NEC等五家公司。
其中首钢涉足芯片制造是在1991年，那会儿的首钢是北京的牛逼单位，财大气粗不差钱。1991年12月，首钢喊出了“首钢未来不姓钢”的口号，跨界芯片，与NEC成立合资公司，技术全部来自于NEC，工厂“对着日本图纸生产”。尽管NEC提供的技术不算先进，但恰逢行业景气，1995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9个多亿。
受此激励，首钢准备再接再厉。2000年12月，首钢找了一家美国公司AOS，合资成立“华夏半导体＂，投资13亿美金做8英寸芯片，技术来源于AOS。但很快，2001年IT泡沫导致全球芯片行业低迷，AOS跑得比兔子还快，华夏半导体没了技术来源，很快夭折，而与NEC的合资公司也陷入亏损。2004年，首钢基本退出芯片行业。
这是大型企业受地方政府“鼓励”跨界做芯片的第一个案例，也值得我们长时间的琢磨与反思，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区域如果没有产业基础，光靠钱就想把这个产业给砸出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里说的产业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芯片产业自身的基础，另一个是与芯片产业关联的其他应用产业基础，就目前诸多入局芯片产业的省市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基础不牢，是不具备发展芯片产业的条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