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陶魏斌
今年中秋节前夕，来自家乡镇江的一份月饼，快递到了柳传志手里，他收到后嘱咐秘书徐扬给家乡的领导回了一个信息，聊作感谢。
这是一位77岁的退休老人颐养天年的宁静生活——但现在，这份宁静已经被打破。
互联网上充斥着太多充满恶意的评论，他应该无法关上自己的耳朵，虽然从目前来看，他当年的下属们正在竭尽所能试图平息这场风波，但前几天一份沟通记录被公开，似乎证明他们好像搞砸了。
“中国的柳传志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任何一个企业界的教父，他就是中国企业界的财富。”若干年前，很会讲话的马云给了柳传志一顶巨大的高帽，而私下这对相差20年的忘年交则以兄弟相称。
不过现在马老师也已经告别了新闻头条，无法为柳传志声援。
作为中国企业教父，已经“归隐”的柳传志一度还是《新闻联播》的常客：有一年是以“改革开放以来杰出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出现，在此之前，则是在这档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中谈论教子之道。
柳传志无论是在政界还是企业界，都保持着较好的形象。但这两年柳传志已经明显感到了“教父”的压力。
在吴晓波的一段视频采访中，当这位前新华社记者刚冒出“教父”两字时，老人赶紧拦住：别别，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把我挂在这里很难受的。
不可否认，柳传志带领着联想公司曾经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但如果我们透过那些略带夸张的溢美之词，仔细探寻联想或者柳传志究竟牛在哪里时候，大多会有点失望。这也是这一波被带节奏的舆情产生的情绪土壤。
早期的联想靠做代理起家，即使是在联想的鼎盛时期，除了靠大手笔的营销抬高品牌知名度外，联想电脑的性能或者说技术含量并没有比同时期的长城、浪潮高多少，甚至因为不具有性价比，还被一个半路冒出来的神舟电脑，杀得胆战心惊。
而另一边，洋品牌如IBM、惠普、戴尔们则一直在利润上压着联想透不过气来。
缺少核心竞争力一直是联想的批评者最愿意谈论的话题。无论如何，这看上去都不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倡导竞争的残酷商业社会中，受人尊敬的那一位，除了拥有异于常人的远见卓识，品性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之外，还应能带领企业不断创造辉煌。
柳传志之所以能收获到大量的赞誉，除了这里面掺杂了我们深厚的民族情结之外——联想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民族信息产业的标杆，这或许和柳传志个人长期信奉“实用主义”有关。
柳传志的事业始于他的40岁，现在看来，这个年纪的创业有点轻率，而如果回到上世纪80年代，你就会发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拓荒故事，大多带着原始的冒险精神，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是在自家的阳台上办的第一个饲养场，宗庆后则带着两位退休教师卖着4分钱一根的冰棍。
看上去柳传志也并没有高明多少，这位碌碌无为的中年男子，脑子里整天谋划着如何倒卖电子表、旱冰鞋，还有运动裤衩、电冰箱，甚至还准备去搞点彩色电视机，后来还被骗去了14万元。
不过即使是被骗，柳传志依然还是从“低买高卖”赚钱差价中尝到了甜头，公司成立一年后，最大的一笔利润是为中科院组装验收500台IBM计算机，进账了70万的服务费。
或许这就是柳传志“贸工技”思路的最初实践来源，而这样的基因也决定了联想永远不会成为一家崇尚技术和创新的公司。这不是一个武断的结论，任何形式的创新，背后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持，而创新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
作为佐证的是，无论是马云，还是任正非，或者张瑞敏，驱动阿里、华为和海尔前进的动力，第一位的肯定是技术。
事实上，柳传志的实用主义让联想在草莽时代活了下来，并有了大的发展。
在那个阶段，柳也从不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完美道德的化身。
溜须拍马，请客送礼的事情大多发生在那个时候，比如在1987年，他花了25万买了10台彩电和冰箱，送给政府机关的客户们。
为了做成一笔买卖，他愿意赔上40多少岁的一张笑脸大献殷勤，哄一位小年轻开心，并利用父亲在香港的关系，帮其换外汇，所有的目的就是卖出12台IBM微机。为了赚更多的钱，当年的联想逃税漏税、黑市换汇并涉嫌走私，只不过这些危机，都被柳传志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一一化解。
当然，你也可以评论说，在当年的商业环境中，并不是只有柳传志和联想一家“越界”，这被称为“摸着石头过河”的另一种体现。
但柳之所以能成为“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企业家中最安全”的那一位，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信奉的实用主义，时刻让他提醒自己“不能成为改革的牺牲品”，而他为了这个目的，从不会放弃使用任何办法。
比如在把倪光南塑造成公司旗帜的时候，他不惜不顾事情的实际情况：他要求公司的另一位副总工程师在上级调查部门人员面前谎称倪光南是他的老师。对于这一过分要求，这位叫做曹之江的工程师忿忿不平。
而在柳传志的眼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了他的“大局”，他可以付出他觉得能付出的代价。
这一点，也能解释为什么后来在对待倪光南和孙宏斌的问题上，柳传志会表现出如此的狠心和算计，因为这两人最后都发展到了影响他“大局”的地步了。
在解决联想的产权问题时，柳传志也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妥协”的一面。“中国的事情要顺势而为，不能强来，不能急……看准目标，然后拐大弯，不要临时拐急弯，拐急弯容易熄火。”柳后来对来访者这样分享他的观点。
在柳传志的企业管理思想中，“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是他的核心三要素，而在这三要素中，排在首位的是“建班子”。
这曾经是柳最引以为豪的，“尽管我和集团其他创始人是中科院研究人员出身，但1984年下海以后，我们把最大的力量投入到了企业管理及其规律的研究上，经过十几年不懈的努力，实践证明，我们的管理相当成功。”
但也就是这个“相当成功”的管理，在如今接二连三让联想“翻车”——从品牌的角度来说，联想这一轮的公关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市场角度，虽然联想的营收继续创新高，但净利润已经跌至可怜的1％，而过分倚重政府的采购订单，也让联想逐渐失去了市场竞争的动力。
如果按照柳传志的管理思想推断，目前联想的情况最大的问题应该出在了“班子”身上，而作为班长的杨元庆，则需要负起大部分的责任。
但我们在公众场合所看到的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柳都几乎无条件地支持杨元庆。
柳传志曾说，要把联想打造成“没有家族的家族式企业”，看来“百年联想”已经做到了后半句——柳传志用“父爱式”的支持抬起了杨元庆。
我们看到的柳传志大多是睿智的、谈笑有鸿儒，但却很少直视这位老人精于算计、目光短浅，沽名钓誉的那一面。事实上，这才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真实一面。
当然，柳传志的很多问题大多带着时代的烙印，有时候是生活教育了他。
那一年，18岁的柳传志遇到的最大烦恼是，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却被来自农村的同学评价“缺少工农感情”，他搞不清什么才是工农感情，但他很快发现，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很快就取得了组织的信任。
作家凌志军在一本获得柳传志认可的名为《联想风云》一书中这样写道：
18岁的柳传志开始学习妥协，学习涵养，学习很专注地倾听别人说话，学习克制自己的欲望，学习掩盖自己的情感，学习绵里藏针的境界和技术，学习和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也学习用极大的热情去做那些自己讨厌的事。
柳传志下定决心“苦练工农感情”，其中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在寒假里背起粪桶沿街行走，挨家挨户去掏粪。
本身实用主义并没有多少的瑕疵，信奉妥协原则也并不丢人，只是当柳传志试图用这样的思维去塑造一家伟大的公司的时候，它表现出的那种出力不从心，多少让人担忧。
如今，陷入旋涡中的柳传志和他的联想，或许应该摆脱过去“实用主义”的路径依赖，从另一个巧妙的角度，去和反对他们的人去沟通，积极回应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人，还一个普通老人宁静的退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