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吴先之
编辑 | 王 潘
姚禅之在35岁时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2016年的互联网人还不知道“中年焦虑”是何物。当时王兴嘴里蹦出“下半场”的概念,外界大多以为是危言耸听之论。
那时的互联网朝气蓬勃,即便没有二十多岁的年少轻狂,姚禅之除了觉得自己是部门里年龄第二大的工程师外,并没有觉得年龄本身会有什么问题。
从那会儿开始,他所在的互联网行业正在悄然变化。
年初支付宝与微信春晚红包大战,两家红包封面与集五福的玩法至今没变。滴滴并掉优步中国,三番五次主动给ofo融资,意欲建立一个出行帝国。直播行业在那一年打得热火朝天,王思聪的熊猫互娱还是最吸引眼球的玩家。
如今,支付戴上紧箍咒,滴滴尚在冰封中,没几个人知道戴威在哪儿。至于熊猫互娱早已凉透,就连十八线网红都能拒绝王思聪的红玫瑰。
恍如南柯一梦。
几年前公司赴美IPO时,姚禅之还曾坚信,自己再努力一下,说不定就能成为下一家小巨头的技术骨干。仅仅两年光景,公司因为一个负面事件,产品全面下架,原来“赋能一切”的互联网行业竟也如此不堪一击。
如今已经41岁的姚禅之似劫后余生一般感慨,如果去年他还没离职,那么与他聊天的主题恐怕得是‘我的中年焦虑逆流成河’了。
现在他供职于一家半导体企业,非但没有所谓“中年焦虑”,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年工程师反而更吃香。投资界有句话,没见过40岁以下半导体创业成功的,多位半导体人的经历似乎都在讲述同一句话:
半导体人没有中年焦虑。
公司凉了,被互联网抛弃
姚禅之在上一家互联网企业负责一款图文App的开发,高层当时希望降低内容审核的人力成本,于是让他做一个深度学习的项目:用AI辅助人工审核。
项目做了一段时间慢慢有了起色,后来落地顺利,姚禅之被委以新任务:拉新。他原本喜欢尝试新东西,希望让更多AI技术落地,可工作重心不断变化,项目如填鸭一般,渐渐有些手足无措。
去年由于产品突然下架,一夜之间公司齐扑扑走了几百号人,继而引发连锁反应。“原来三四千人要做的事情,变成了两千人做,到我离职的时候是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儿”。
“最累的时候,996都无法按时完成项目了。”公司股价跳水、人心涣散、工作强度加倍,他感觉公司可能很快就要凉了,方才起了跳槽的念。
刚投简历那会儿时信心满满,直到先后被两家年轻的互联网公司拒绝,一家是字节,另一家是得物。他认为,可能与公司老板有关系,“你看那些新的互联网公司,老板都很年轻,自然对我们中年人不太感冒”。
多方了解后,姚禅之看到有半导体公司在招算法工程师,考虑到这些年的高景气度,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了简历,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没有石沉大海。
“互联网行业,总是充满变数,那些做不完的各种项目会不断推着工程师们往前走,而半导体行业有自身发展规律,你只能沿着既定规划走。”投身半导体行业一年多时间,姚禅之从多个角度对比了两个行业的差异。
光子星球接触到多位有互联网履历的芯片工程师都表示,工作节奏差异很大。过去早上9点上班,至少要干到晚上9、10点才能下班。在芯片公司,没有硬性时间要求,也基本没有加班,个人时间充裕许多。
姚禅之发现,自己所在这家初创的半导体公司的工作节奏一点也不快,“芯片产业都被规划好了,只需要在固定时间内完成就行”。
互联网比拼效率,而半导体则更强调公平,这一点集中反映在薪资结构上。
据姚禅之介绍,他在互联网行业工作时,一年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各类奖励福利与期权,其中基本工资大概占到总收入的50%。如今在芯片企业,基本工资占到了70%以上。
外企也不香了
“国内半导体行业的确没有互联网那么卷,可并不意味着没有压力。”老严按照工作强度排序,半导体介乎于外企与国内互联网巨头之间。
近些年从互联网转战半导体行业的人中,老严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早前他供职于一家美国互联网企业,主攻神经网络平台。
对于一个在上海成家立业的人来说,跳槽意味着从平稳变得动荡,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抉择之中。“薪资待遇都不是问题,主要是要么出差到杭州,要么base在深圳”,考虑到家庭原因,老严先后拒绝了几家头部企业的招揽。
据他观察,国内外互联网行业既有类似,也有差异。有同出一脉的商业模式,产品迭代速度一样的快,但工作强度、文化氛围、个人前途则大相径庭。
坊间经常用“事少钱多离家近”来概括外国企业的优势,如今看来这是一个利弊参半的事情。对职员而言,看似能够轻松获得高额薪资,却无法像国内同行一样具备很强的战斗力,过去十年国外互联网企业竞争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资历是外企晋升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参数,能力强的也不可能一两年持续晋升,能力差点,只要不出大问题,到了三年也会获得些许提拔。即便氛围轻松、晋升无忧,最后老严还是改变了对外企“真香”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天花板在哪儿,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老严清楚地知道再怎么努力,自己也很难往金字塔尖顶处再多走一步,无法改变“打工人”的宿命。“你在老外的企业里干得再好,你也只是一个老外。”
老严换了几份工作,甚至也包括另一家外资皆无法让他安下心来。今年上半年看到上海有家初创芯片企业在招AI重平台,彼时他已36岁。
不似年轻人天女散花式投简历,30多岁的人明白自己要什么、竞争力在哪里、薪资要求方面也会更切实际。“我是有针对性的投(简历),避开了那些不待见中年人的公司”,因而老严在换工作的过程中没那么波折。
他清楚地记得今年进入半导体公司时的面试场景:没有互联网企业那么紧凑,更像闲聊。面试总计三轮,两轮都是应聘岗位的工程师,侧重业务,其中有一位工程师可能是来自华为的原因,面试氛围很轻松。第三轮是老板,他也并没有感受到紧张与压迫感。
“芯片行业可能会更看重你的理解与积淀,不会带着明显的臧否。”
眼下,“卷”几乎成了互联网最热的词汇,几位有相关经历的半导体工程师都有各自看法。像老严认为外企的工作情况可能更接近于百度和腾讯,会相对慢一些。他曾羡慕一位腾讯前同事每天下午六点钟就下班,“我后来了解了一下人家是博士毕业做研究的,跟我们还是很不一样”。
另一位有互联网背景的半导体人曾扬的看法似乎很有说服力:你觉得卷,那可能是自己或者部门本身竞争力不足所致。
这位34岁工程师的履历堪称华丽:两家巨头的云计算业务部门做深度学习。去年5月离开互联网行业,加入自主通用CPU芯片公司——壁仞科技。
摇滚与代码
曾扬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工程师,34岁的他性格内敛,言辞不多,但做任何事情都会有清晰的逻辑。
例如曾扬将企业的团建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司全额报销的积极参加,另一种得自己掏钱的非必要不参加。放松的时候会听摇滚乐,喜欢的乐队是齐柏林飞艇(上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摇滚乐队)。
他大学毕业后顺利入职A巨头,因为业务本身特点与企业文化原因,节奏较快,加班比较频繁。即便对自己的技术能力颇为自信,身在大厂还是会因高强度而产生焦虑。
工作节奏上“普遍995,偶尔996”。当时为了开发,他不得不接受公司安排到南方一个城市进行“封闭测试”,这种安排一个是出于保密性需要,同时可能也有某种提升效率的考量:员工远离了城市,生活与工作不会明显割裂,能够心无旁骛。
职场竞争让曾扬印象深刻。在A巨头的那段时间,软件工程师们经常会争抢项目,一旦没抢到不仅意味着失去一次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而且还可能在薪资和晋升方面受影响。
在高强度、强竞争环境下,失败很容易像滚雪球一般放大。他做的头一个项目非常不顺利,加之部门业务变化,竞争加剧,看到没有希望后转投到B巨头。
“虽然外界觉得B巨头日暮西山,但内部真的不卷。”
相比上一段经历,在壁仞科技不用疲于应付各类琐事,工程师文化也比较浓郁,他得以有更多时间打磨自己、沉淀技术。
“互联网的蛋糕很大,但已经成了红海,再努力只会越来越卷。半导体其实在国外是成熟行业,不过国内基础薄弱,反而是一片蓝海。”半导体行业有成熟的脉络,有迹可循,不需要频繁试错;互联网行业还有很多需要摸索的东西,因而会追求速度与规模。
用他的话说,做芯片对于希望在技术上做积累的人来说是最好去处。
离开互联网后,曾扬偶尔回家会上灶做饭,有了更多时间去反思。回想毕业时进入A巨头时,他一度有些膨胀“觉得自己老牛逼了,进去995之后你才发现公司是部机器,自己是颗螺丝”。
螺丝坏了可以换,机器坏了螺丝没有价值,横竖都是螺丝吃亏,对此31岁的李庆华感触最深。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互联网电商做CV算法(计算机视觉),由于工作更偏重于前端应用,李庆华强烈感觉到自己只是一个工具,最终导致他转投互联网。
“框架与工具别人已经写好了,我的任务就是去部署和执行模型,个人感觉总是在帮别人打工,比较限制个人发展。”
另一个原因来自行业。互联网公司创业氛围浓,工作节奏快,内部实行大小周。此外,他大量精力耗费在处理一些琐碎的杂事,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去思考这个模型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改良空间。
“服务是自己写的,一旦出了问题都是你的锅。”因为电商之故,对稳定性要求很高,所以要求工程师能24小时及时响应。
比如凌晨两点,他会被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线上有台服务器训练故障,你过来排查一下”。刚起身,值班的同事又打来电话,叫他立即排查机器有没有问题,是要重启或者关闭,说完后还留下一句“紧急,速回”。
过了30岁以后,他会更在意自己到了中年还有没有竞争力。“其实年龄大一点,会更熟练、有经验,会让项目变得稳定;年轻的好处是有冲劲、敢想敢干。”
互联网离职人找到新方向
李庆华曾参与过招聘,对相关流程较为熟悉。可能因为没有参与简历筛选,拿到的候选人资料大多集中在27-29岁之间。他表示,自己几乎没有看到过30多岁的简历。
如果35岁还仅仅是专家岗或者是算法工程师、资深算法师,即便是有很强的研发能力,甚至是某个领域的专家,都会面临巨大的工作与精神压力。如果只是在下面做开发的话,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
毕竟人到中年,无法再像20多岁的人一样,时时待命,更别提996。在薪资方面,刚毕业的大学生肯定比中年人性价比高。李庆华认为以上三个因素是算法岗存在中年焦虑的根本原因,这或许也是字节这类靠算法推动的互联网企业更青睐年轻人的原因。
幸运的是,李庆华工作两年后渐渐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呆的时间长了,的确会变得熟练,很像车间里的流水线工人。“熟练使用某个技术工具,跟工人熟练使用扳手,本质上是一回事。”
“公司盈利的工具是产品,你是产品的工具,最后你也变成了工具。”李庆华坦诚自己清醒过来时一度十分痛苦,从那时起他开始为日后做打算。到了半导体行业,这样的焦虑也不复存在。
这些来自互联网的中年人们似乎并不认同唱衰互联网的说法,像姚禅之就认为眼下寒冬更像一次换档。“档位切换期间,踩下离合肯定会降速,你不能说踩的是刹车。”
他同时认为,互联网二十年,普及的红利期衰竭,过去单纯通过连接,实现线上化就能赚得盆满钵满的时代早已逝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年轻人对互联网趋之若鹜如今看来并不明智。
正如一位工程师所言,追求效率很难沉淀,互联网迟早也要慢下来,像芯片一样变得更关注技术积累。当行业不再盲目追求效率时,所谓中年焦虑其实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