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649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07篇原创文章。本文8400字，阅读时长约20分钟。
疫后元年，中国经济复苏之路走的如何，到底是通缩还是通胀，衰退还是复苏？迷影重重。有两个变量很关键：一是中国房地产，代表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强大的内需，往往在经济下行期以需求刺激政策出现；二是中国制造业，代表着中国强大的国家竞争力和供给能力，为全球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和工业品。
时至今日，前者有点被“妖魔化”：房价大涨就是资产泡沫，大跌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上合适的状态是保持与名义利率或GDP增长率同样的涨幅，但这无异于“钢丝上跳舞”。一个国计民生行业何以至此？很显然，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再过度依赖房地产，应该重新回到自身具有禀赋优势的中国制造上。
大道理显而易见，关键的是转型过程中的代价、风险和阵痛。最近几年，在国家政策的价值主张下，中国制造业的地位的确在不断提升。疫情三年，更显示了实业强国的重要性——制造业代表着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竞争力，社会责任，战略正确等等，也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然而，一个现实又不容回避的问题是：需求在哪里？大力支持制造业扩大产能和提高技术创新后，谁来买这些产品？在高层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构建以内需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然而疫情三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都在印钞，只有中国在生产”的奇特景观下再次崛起，外需竟然又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边际力量（GDP贡献重新回到次贷危机前的18%左右）。但随着疫情褪去，全球供应链全面恢复，同时全球周期性衰退开始出现，外需已经开始快速萎缩。过去一年，整个出口不断下滑，虽然3月份的出口出现了超预期的回暖，但是最新的PMI显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外贸订单依然非常严峻。
更为严重的是，去全球化、战争、国际秩序重构、大国博弈、地缘风险等等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正在推动中国的制造业产业生态发生巨大变化——无法承担供应链风险和创新成本的中小制造业企业风雨飘摇、前途渺茫，逐渐被新的制造业成本优势的国家中小企业替代。产业链外迁的趋势也非常严峻，毕竟水往低处流，哪里成本低产业资本就会流向哪里。当然，这里的成本除了生产成本外，主要还是制度成本，营商环境，对外开放的程度，法治化和市场化水平等。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将产业链迁移到印度，企图在中国制造之外打造另一个世界工厂，这个战略被称为“中国+1”。
在这样充满变动与阵痛的关键时间，4月、5月召开的两大高层会议——一季度政治局会议和二十届中央财经委会议，对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势做出了判断，为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之路定了调。概括来说就是扩大内需，保障就业，打造基于安全稳定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激活市场内生动力，呵护优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在智能化、绿色化、综合化的大方向下稳打稳扎，不脱实向虚，不贪大求洋，不急功近利。这是高层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中国制造向智造转变所定的总基调。
我们需要客观冷静认识当前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与工业化初期中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供给短缺是主要矛盾相比，当前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制造业强国、第二大经济体、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可以说，中国已经走完了基本的工业化历程，当前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在后工业时代，能否发现并激发需求或能否不断向外拓展市场才是主要矛盾。
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环境也已经不再是主要靠政府政策扶持的初级阶段，而是经历了半个世纪培养了大批优秀卓越、具有国际竞争力水平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低端产业链转移、产业集中度上升在所难免，同时一批产业链链主企业和创新链技术领军企业迅速崛起，它们在产业集群中所发挥的正外部性正起着与政府产业政策机制不同但效果相似的作用。
在当前的形势下，具有强大供应链稳定能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的大型制造业民企正挺身而出，以市场的力量在供给侧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在需求侧通过产业链的延展和供应链的渗透，将订单和创新向大批中小企业分发和辐射，提高就业水平和居民可支配收入。5月6日，联想在深圳的南方智造基地正式规模化投产，在全国“东西南北中”的定位是打造生产复杂性、智能化水平最高的“母本工厂”。基地投资20亿元，产值超500亿元，年产能达到1600万台，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就业十几万人。这种模式不仅在供给侧引领产业升级，还在需求侧创造订单、就业和周边的投资和消费，助推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真正落地。大型制造业民企的这种举措，以一种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姿势，有效的应对了西方国家的“中国+1”战略。
这就是为何国家高层最近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民营经济的作用，就是因为民营经济不仅可以创造和改善供给（压制通胀），还可以通过提高就业创造和提高需求，能最大化的畅通供给和需求的内循环关系。
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国制造业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小而无序、创新不足、核心技术和材料依然在外等问题。我们过去解决这些问题主要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但是现在我们手中又多了一副牌，那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成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大型制造业民企。它们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部历程，经历了一次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洗礼，一次次全球惊涛骇浪的冲击，经受住了历史和时代的考验，积累了深厚的海内外客户资源，具有较强的国际化和跨国经营能力。就像战场上最宝贵的资源是“老兵”，这些成立几十年、历久弥新的民营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今天，这些“民企老兵”已经成为各领域的产业领军企业、供应链链主和产业龙头企业。后工业化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制造业如何抵御类似美国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空心化的命运，在还没有成为发达成熟的现代消费型、福利型国家之前，需要继续引领以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为主线的新一轮工业化浪潮。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已经走过这个阶段的成熟工业国家来看，大型领军、跨国制造业民企，与政府的产业政策主导者一样，在其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因此，中国新一轮工业化浪潮需要产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拉动，他们促进新一波产业集聚，然后形成新一波技术和需求外溢，在创造供给的同时改善需求，真正打造出畅通的内循环体系。最近几年，华为、腾讯、联想、京东、格力等大型民企在各地建设制造、物流、仓储、研发等中心或基地，极大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并形成了具有内生创新能力的产业集群。
目录
一、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正在加速的历史进程
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不仅仅是技术革命
三、从政策外推到企业内驱：工业社会的生命力
正文
一、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正在加速的历史进程
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成熟工业国家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并且没有发生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世界战争、社会暴乱、金融危机等大的灾难，可以说是一种奇迹。综合来看，中国工业化奇迹的原因大体有三个：
1，强大的国家能力，稳定的社会基础。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成败历史经验来看，在工业化的初期，国家能力极为关键，可以说是一个基础的必要条件。无论是早期工业化的英国、美国，还是后期的德国、日本，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第一，通过构建完善的司法、安全和治理体系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军阀混战和社会暴乱的情形下无法顺利推动工业化；第二，组织公共资源和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公路、铁路、港口、城市、工厂园区等生产、物流体系。没有这些，就不可能形成工业化所必需的社会环境、市场经济、生产体系和物流及供应链、产业链体系。
2，先进的学习对象，正确的发展道路。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想找回“失去的时间”，快速的跟上历史的步伐完成工业化，最有效的方法是找到一个学习对象进行深度模仿。美国曾经学习英国，日本曾经学习德国。中国在工业化初期先是学习苏联打下了重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主要是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快速的完成了工业化历程。但是主意的是，学习模仿不等于照搬。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始终坚持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既不激进搞休克疗法，也不搞闭门造车，而是将西方工业化的先进经验与中国独有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相结合，充分利用大国规模经济的优势，走出了一段属于自己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
3，充裕的劳动要素，宽容的世俗文化。上世纪60年代婴儿潮叠加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的抚养比，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为工业化提供了似乎无穷的年轻劳动力。中国的传统文化以现实实用主义为内核，在解放思想后发家致富几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没有印度、中东国家等强烈的宗教意识束缚。西方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一传入中国，就成为驱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精神力量。
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问题，环境污染、过度物质主义、价值虚无主义、贫富分化等西方工业化已经完成的社会所有的问题，也在中国出现了。如果说过去半个世纪，依靠的主要是国家能力构建的市场经济，模仿和学习美国等成熟工业国家，采取渐进式、局部式改革，充分调动了年轻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进厂、进城，对西方等世界文化和理念保持一种宽容甚至是充分吸收的态度——如果说这个过程是第一阶段的中国式工业化进程，那么接下来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正面临一个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与过去发展模式有很大不同的“后工业化进程”。在后工业化阶段，有以下几个矛盾会显得特别突出：
1，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现在的很多问题都处于政府和市场之间，比如养老、医疗、教育、环境污染等，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比较模糊，不是单一角色能解决的。
2，社会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中国是大国经济，对应的也应该形成一批优秀的大型民营企业。然而这些企业又很容易形成自然垄断，引起社会的担忧和不满。比如平台经济，一方面社会离不开其带来的灵活就业，但是又担心其利用平台垄断地位过度攫取利润。
3，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快速的工业化往往会快速扩大供给，但是由于需求改善相对较慢，如果没有海外市场对需求进行消化，很容易引起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当前需求不足是经济复苏的主要矛盾。
这几个矛盾的集中体现之一，是房地产与制造业之间的矛盾，两者之间既有相容共生的地方，又有对立矛盾的地方。房地产的重要性在于可以创造内需，一部分可以消化和带动制造业的产能，但同时也在提高制造业的成本，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可以说，如何处理好房地产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是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键所在。
房地产是如何落入“妖魔化”陷阱的，其中的原因很复杂。过去的发展经验来看，房地产最大的贡献是可以创造需求——投资和消费双重需求。它不仅带动钢铁、水泥等上游生产资料的需求，还可以带动家电、家具、装修、建材等下游消费资料的需求，以及设计、绿化、物业、搬运等服务需求，是大基建投资无法做到的。中国制造改善的是中国乃至全球的供给曲线，但无法创造足够的国内需求，很大一部分需求依赖海外。
因此需求约束，即商品卖给谁，是中国经济摆脱过度依赖房地产，全面转向高端制造业的后工业时代的核心问题。为此除了推动更高水平改革开放外，还要大力扩大内需实现真正的内循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改革的重点不是供给侧，也不是需求侧，而是分配侧，即蛋糕如何分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深层次的社会治理变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之外，大力发展能带来充分和大面积就业的民营经济，尤其是能够带来稳定、高端就业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则是其中的关键。
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不仅仅是技术革命
随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劳动市场结构化矛盾突出，双碳目标成为中国向全世界承诺的大国责任，国际竞争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众多领域中国已经不再是模仿者和学习者而是先行者和领军者，竞争压力非常大且风险向大国政治冲突领域外溢。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制造需要加快产业和技术升级，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缓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新矛盾，符合新的要求。
首先，中国的总量人口红利虽然不再显著，甚至已经演变为以养老金精算赤字为主的人口负债，但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供给过剩，但技术类专业类蓝领产业工人数量却存在较大的缺口。所谓的人力资本投资过剩，作为硕士和博士培养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无法提供相应岗位的就业，这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有很大关系。只有继续加快推动包括现代金融在内的产业现代化水平，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跃迁，走智能化的工业转型之路，才能充分利用这些人力资本，从而提升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其次，环境资源也无法支撑传统的高耗能重工业。一方面，过去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让中国的环境不堪重负，在转型前的几年，中国的雾霾天气非常严重，已经到了影响正常生活和生命健康的地步。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化石能源储备并不充足，无法支撑传统工业的进一步扩大产能。中国的石化能源主要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进口依赖度较高，存在着高耗能耗碳的问题，也存在着较大的能源安全风险。为了解决这些，中国必须降低能耗，走绿色化的工业转型之路。
第三，制造业产业升级过程中，如何避免因为资本产出比越来越大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普遍的教训，现在成了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伴随的是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人力数量的降低，即就业密集度的下降。此时就会产生资本和社会的矛盾。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中国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注意发挥核心企业对整个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带动和哺育。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构建ESG评价体系，注重考核大型企业在绿色环保、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方面的承担。
除此之外，还需要发挥现代产业内生的创新外溢和柔性生产以及供应链的韧性，这是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每个国家现代产业体系必须考量的地方。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并不仅仅是技术革命问题，更需要经济治理和资源组织体系的深刻重构。
很多地方政府的尝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其中一个典型的做法是改变过去以规模为主无重点的产业招商引资模式，推行“1+N+X”的以点带面，以市场内驱力为核心动力的集约化精准化模式。这里的“1”是大型领军、链主、龙头企业，N是产业链上的众多中小企业，X是围绕这一产业集群形成的经济生态，比如由产业园区带动的娱乐、餐饮、住宿、文化、研发等多元产业形态。
这个模式的好处，第一是更加市场化、专业化，让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提高就业密集度。企业在发现信息方面更加及时、准确、敏锐。第二是大型龙头企业可以承担一部分需要公共资源投入承担的基础研发工作，可以降低财政负担，将财政资源更多的投入到民生和社会保障领域，降低政府的低效、无效投资。第三是畅通内循环，在产业扩大供给的同时也提高了长期需求。
很多大型制造业民企积极践行这种模式。联想集团在深圳的南方智能制造基地，就是这种新型制造业和现代产业体系的典范。基地有五大看点值得学习：
首先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将制造生产中的人、机、料、法、环，全面置于边、数、云、网、智的数字基础设施之上，为全球工厂打造“母本样式”，当前正在向墨西哥工厂和匈牙利工厂输出技术和人才。
其次，大力拓展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激活创新链、稳固资金链、丰富信息链，全面延展产业生态，带来上下游企业几十万人的就业。
第三，发挥产业链链主、供应链核心企业、创新链技术领军企业的角色作用，主动承担整个产业集群内的供应链管理和创新管理的成本和风险，将确定性更多的留给风险防范能力弱的中小企业，实际上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责任。
第四，产业园区全部采用绿色低碳环保技术，并发挥链主和领军企业的作用，将绿色低碳理念在全产业链普及，比如在采购过程中注意上游企业是否达到低碳标准。
第五，积极践行ESG理念，并利用行业地位在全行业进行倡导推广。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走向全球的一家大型跨国公司，联想集团在ESG领域的实践已超过16年，连续多年MSCI-ESG评级在AA级以上，去年上调到全球最高等级AAA级。说明联想集团作为一家大型民企集团，特别重视财务目标之外的社会公益事业，并取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有利于更好的开拓海外市场。
因此，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过程中，不能也无法再主要依靠政府的培育和扶持，需要更深层次的市场化力量。中国近半个世纪工业化进程中培育出来的大型制造业民企，恰恰具备这样的力量。中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规制这些大型企业可能垄断带来的市场低效率，充分发挥这些大型民企在产业技术升级和新兴经济生态培育中的作用。这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中国式工业化之路。
三、从政策外推到企业内驱：工业社会的生命力
在房地产处于调整状态无法再刺激内需，全球周期性衰退也无法再依靠外需的大背景下，“供给侧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需求侧扩大以消费为主的内需”，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唯一可行而且理应走的道路。
基于此，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高层召开的三次会议，都一再强调这样的发展道路。实业兴邦，制造业转型，振兴民营经济，成为未来几年政策的主基调。4月28日一季度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一环是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5月5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聚焦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特别提出“要大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倍加珍惜爱护优秀企业家，大力培养大国工匠”。之后召开的国常会，则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紧密结合。
可见，顶层设计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关键是如何落地。执行层面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以各级、各地政府为主，继续通过招商引资和基建投资的方式建构产业集群。二是以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为主，借助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和门类最齐全、产业链最完整的产业优势，激发制造业体系的内生驱动力，让企业自己去选择。
事实证明，单独依靠政府和单独依靠市场，都很难让中国制造业走向最优的转型发展之路。最好的方式两者的有效结合，这个道理也是公认的，问题是以谁为主。在后工业化时代，决定制造业运行的基本产业规律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体系结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稳定，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很显然继续以政府线性产业政策为主的“工程设计思维”已经很难适应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必须以市场为主导，而能够代表有效市场力量的，则是那些处于龙头地位的大型制造业民企。这些企业历经风浪后，现在已经成为极为稀缺的资源。
这意味着，在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的制造业要突围，必须发挥龙头民企作为“头雁”的带领引航作用。政府则逐渐学会如何“无为”，学会“无不为”——不再是过去的“有为”，而是“无不为”。“有为”和“无不为”的差别是根本性的，但是很多人不理解，容易走极端：或者过度有为，破坏和扭曲市场秩序；或者躺平不为，“只踩刹车不踩油门”。这种治理智慧，需要以市场为主导，有效市场与“无为”政府有机结合。
这也意味着，现代产业体系形成的驱动力，需要由政府政策外推转向市场企业内驱，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制造业走向正确的转型道路，否则很容易陷入顶层设计的“致命自负”。我们看到最近十年，成功的产业转型都是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的驱动模式。最典型的是大型民企在各地建的生产、研发和创新基地，有效的带动了产业的集聚、技术的辐射、创新的外溢、就业的提高。尤其是高端产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高学历年轻人就业，充分的利用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提高了潜在生产力水平。
比如华为在全国有九大生产基地，十大研究所，涵盖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带、都市圈，可以说是与国家的发展规划严格保持一致，充分的利用了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全国统一大市场。
格力在全球建有14个生产基地，其中国内12个，海外的基地建在巴西、巴基斯坦，充分的利用了国内和一带一路海外资源和市场。
联想集团的战略非常清晰，市场是全球化的，但带来就业、税收、产业生态、技术辐射和创新外溢的生产和研发基地以国内为主，迄今已经形成了“东西南北中”的全国布局，在北京、天津、合肥、武汉、深圳都设有产业集群级别的生产基地。刚刚规模化投产的设在深圳的南方智能制造基地，充分利用了政府顶层规划的大湾区在创新和海外物流航运方面的优势，利用全球订单带动国内产业链、创新动力和社会就业，可以说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典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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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从政策外推到企业内驱的制造业转型之路，代表市场力量的大型制造业民企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当然，这些大型民企也具有较强的垄断力量，也可能削弱市场经济的活力，就看如何规范和引导。我们相信，政府通过转变治理理念，加大长期的法律制度供给，可以有效的抑制这些大型民企负的外部性，激励他们更多的发挥正的外部性，就可以顺利的推进中国产业现代化的进程，继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原文标题 : 赵建：后工业化时代中国制造的命运与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