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部玩起了高科技。
文 | 华商韬略 张静波
中国每年需要进口大量芯片。
为了摆脱进口依赖,很多省市都在努力。江苏因为有台积电工厂,芯片产量位居中国大陆第一。
江苏之后,排在第二的是哪里?不是北上广,也不是浙江,而在西部。
【1】
如果对每个省的芯片产量(经封装、测试后的成品)进行排名,你觉得结果会怎样?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排在前面的肯定是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北上广。
事实也基本如此,但有个例外,却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排在第二的是甘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甘肃?是的!就是那个存在感并不高的甘肃。
大多数人对甘肃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莫高窟,或者河西走廊。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河西走廊这条通往西域的地理大通道,承载了太多帝国的豪情和哀怨。
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在甘泉宫,召见张骞,到公元609年,隋炀帝在焉支山召开万国博览会,河西走廊从萧条到繁荣,再从繁荣到萧条……不断经历轮回。
这个几次见证了中国历史兴衰的地理大通道,就在甘肃省境内。
但近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凋零,往日喧嚣的商道,如今寂静得能听见虫鸣,仿佛诉说着甘肃省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尴尬。
直到2021年,甘肃省GDP才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位列全国第29名。人均GDP更是排名全国倒数第一。
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几无存在感的省份,却在我们最卡脖子的集成电路领域,做到了产量全国第二,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始于半个世纪前的1969年。
【2】
1969年,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支撑人类登月背后的力量之一,是集成电路。
在那个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刚起步的年代,中美两国的技术差距并不太大。为了加速发展集成电路,中央部委和全国各地还掀起了一轮建厂大赛。
比如,第四机械工业部(简称四机部)就建了不少集成电路专业化工厂。
当时,恰逢中国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许多工厂从沿海迁往了内地。而甘肃被四机部选中。
美国成功登月那一年,四机部在甘肃秦安成立了永红器材厂(749厂)和天光集成电路厂(871厂)。
这些集成电路厂,其实也生产各种型号的电子元器件、电路板等,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中国航天事业做配套。
自成立后的20多年里,749厂和871厂一直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
直到改革开放后,甘肃两大集成电路企业被推向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到1994年,永红厂累计亏损上千万元,连续3个月发不出工资。所有人都在问:厂子的出路在哪里?
这不仅是永红厂的困惑,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时,很多企业的困惑。
彼时,大量国企濒临破产,下岗潮此起彼伏,但也有不少企业趟过尸山血海,活了下来并不断壮大,它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有一个强势的掌舵人。
比如,格力的朱江洪,潍柴的谭旭光,等等。
永红厂也有这样一位强势的掌舵人。1994年底,48岁的肖胜利被任命为永红厂厂长。这次任命改变了永红厂。
肖胜利上任伊始,便深入一线,了解生产现状,最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当时仅有的资金集中起来,投入发展集成电路封装生产线。
在那个大多数人不知道芯片为何物的年代,肖胜利的这个决定堪称一次豪赌。
但他对此义无反顾。在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他用一篇《卧薪尝胆,背水一战,重振“永红”》的报告,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为了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肖胜利宣布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八项措施,并首先拿家里人开刀:让妻子办理内退,让儿子自谋出路……
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奔波在路上,一边争取省市相关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一边学习引进先进的集成电路生产线。
在此期间,永红厂从秦安搬迁到了天水,并经过改制重组,更名为华天科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成了华天的业绩加速器。从2007年开始,华天从一家地方企业,迅速跃升为中国大陆第三、世界第七的芯片封装测试巨头。
当年,四机部在贫瘠的甘肃,撒下的这粒种子,如今已变成一颗参天大树。
2021年,华天科技实现营收120亿元,是甘肃跻身全国芯片产量第二的头号功臣。120亿的营收看似不多,但对天水这座西部小城来讲,却相当于其GDP的1/6。
76岁的肖胜利,如今仍然奋战在一线,他的梦想是,将华天打造成中国芯片封装行业的第一品牌。
除了华天科技,在甘肃还有很多半导体企业。
比如,与华天科技有同样背景、拥有40多年历史的天光集成电路厂,具备年产12亿只半导体分立器件的生产能力。
它们一起撑起了甘肃半导体的一片天。
尽管甘肃芯片产量排名第二,主要靠的是封装、测试,并非台积电、中芯国际那样,生产制造芯片,但在摩尔定律逼近极限的今天,芯片封装越来越重要。
包括苹果、华为、英特尔在内,都在尝试芯片堆叠这种新的封装方式。
更重要的是,芯片封装为甘肃未来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在中国西部,华天科技并非唯一的集成电路大厂。
距离天水350公里外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坐落着一个现代化的芯片工厂——西安三星半导体工厂,主要生产存储芯片。
▲来源:三星半导体
三星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而西安生产的闪存芯片占到世界产能的15%以上,是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制造基地。
有意思的是,当年为了争夺三星半导体项目,重庆和西安曾有过激烈的竞争。
拥有长江航道的重庆,曾是三星的首选。据媒体报道,当时三星给重庆投资的打分是95．5分,而西安仅为75分,相差悬殊。
但随后重庆官场的一次地震,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三星的判断。而西安对于该项目的渴望更让三星动容。
2012年2月8日,寒风中的西安,冻雨刺骨。
当三星电子社长金钟重走进省委机关大院时,迎头碰上了冒雨前来迎接他的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
这一幕,让三星电子高层感受到了陕西的诚意。
一切顺理成章,签约、奠基、建厂……西安半导体厂,成为彼时三星电子在海外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
西安,因此一跃成为中国大陆半导体版图上的一颗明珠。截至目前,三星在西安的投资已达150亿美元。
自从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败北后,很多人觉得三星在中国已经日薄西山,但在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中,三星依旧是一股强大力量。
如果说,西部在芯片生产、封装测试上只是中国大陆的一股重要力量,那么在单晶硅上,西部地区则具备了世界级的统治力。
过去十年,以隆基为首的众多企业,将宁夏银川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制造基地。
这些单晶硅,主要用于光伏太阳能电池,但也有半导体级硅片,比如2018年在银川,就开工了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大硅片项目。
中国半导体产业,长期受制于人,硅片等材料更是长期依赖日本进口。宁夏大硅片项目填补了国内大硅片生产空白。
西部地区虽然交通不便,但这里便宜的电力、土地等资源,正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入驻。
2006年,当光伏产业决战东部沿海地区时,李振国领衔的隆基另辟蹊径,在偏远的宁夏戈壁滩上打下第一根桩,生产单晶硅。
此后,隆基在悄无声息中不断壮大,最终送走一个又一个光伏大佬,自己成了老大。
很多人在总结隆基的崛起原因时,都将其当年进驻宁夏,视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以偏远、贫穷著称,跟高科技似乎沾不上一点边。
但如今,随着华天科技、三星半导体、隆基等企业的入驻,从甘肃、陕西到宁夏……中国西部正形成一个巨大的硅产业带。
【4】
距离这个硅产业带800公里外的四川成都,随着英特尔在这里建成全球最大之一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一个新产业带正在崛起。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通过观察现实,提出了产业集群理论。其含义是:
在某个特定区域,聚集了一大批相关企业,通过专业化生产,降低成本,形成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竞争力。
比如,美国380个产业集群贡献了全美60%的产值。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产业集群,但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尽管产业集群能够极大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过度的产业集群却并非益事,有时甚至会危及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
比如,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就重创了全球半导体产业,因为日本垄断了许多半导体材料。
最近一年来的全球大缺芯,源头之一,也是美国德州遭遇极端暴风雪天气。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国外的案例,那么,2022年上半年上海疫情对全国汽车、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可谓切肤之痛。
解决的办法之一,是疏解产业链,不要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迫于国际形势,展开了一次大规模工业迁移的三线建设。
尽管很多项目,后来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陷入了亏损和破产,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今天,随着华天科技、三星半导体、隆基,以及越来越多的行业巨头在西部新建产能,这里正变成一片热土,不断酝酿着甘肃跃居全国芯片产量第二这样的奇迹。
对于那些因为土地和人力成本飙升,正打算将产能迁移到东南亚、印度的企业来讲,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无疑为它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西部不但获得了产能,还将在类似芯片这样的高科技行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备胎”角色。
当西部玩起了高科技,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和韧性,都将得到史无前例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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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 中国芯片大省排名，看到第二名，我惊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