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633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591篇原创文章。
中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过去重资产、高耗能的要素密集型模式已经难以维系，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产业升级，以重塑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地位。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角色切换，需要在微观上实现“全粗大旧”企业被越来越多的“专精特新”企业所替代。
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升级既可以是一个内生的市场经济“无形之手”自发演进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外生的由政策“有形之手”建构助推的过程。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应该遵从从政府产业政策外生推动到市场内生力量持续演进的一般过程。从“全粗大旧”到“专精特新”的转换，需要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握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发挥的好，具有这样的体制优势。
然而，专精特新的培育，又不同于传统制造业产业政策的逻辑。因为，创新的过程是“涌现”的，而不是“建构”的。事实上迄今为止，无论是美国的苹果、特斯拉，还是中国的华为、腾讯，几乎全世界的新兴产业独角兽，都不是产业政策建构的结果，而是在不确定性中“涌现”出来的。当他们成长为行业领军企业（或独角兽）之后，继而发生进一步的创新扩散和资源外溢，从而可以带动更多的专精特新。
当前中国的专精特新企业群已经初具规模，外生的产业政策需要向内生的市场自发秩序转变，以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行业领军企业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全产业链（联想集团），通过平台经济（腾讯），通过生态体系（华为）等“产业＋市场”模式，带动了一批“专精特新”的涌现，实现了从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握手”。
比如腾讯通过在互联网科技领域长期积累的经验，开发了多种多样可应用于中小企业转型的数字化技术工具和安全工具，其中企业微信活跃用户已经高达1．8亿家。联想集团从中小企业成长为高科技龙头制造企业，积累了大量的技术、运营和管理经验，已经为2．7万多家包含专精特新在内的中小企业渠道伙伴成长提供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行业领军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重要“社会财富”，他们在接力政府产业政策培育“专精特新”过程中，表现出了“正的外部性”。他们在成长为强大的“头雁”之后，正在带领和呵护“小雁”们成长，直到形成新的“雁群”。这是一股来自中国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奇妙产业力量。联想集团带动立讯精密然后相互成就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专精特新”进化案例。
一、后工业化阶段与专精特新的涌现：自由灵魂的荒原上开出的一朵朵野百合
美国历史学者克拉克说过，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工业革命。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历史上也只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的工业化。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就以各种努力尝试点燃自己的工业革命以追随世界大势，但最终大都中路夭折、郁郁而终，直到改革开放后，才以市场化的力量成功点燃了中国工业化的火种。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工业门类最齐全、产业链供应链最完整的“世界工厂”。
在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古国点燃源自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并非易事，但一旦点燃就浩浩荡荡一发不可收拾。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能耗型企业到高新技术企业，乡镇企业到大型民企，从外资企业到现代国企，这一浩大的工业化历程在神州大地轰轰烈烈展开，并辅之以全球化、城市化，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核心原动力。
与漫长的、自发演变的，伴随战争灾难的西方工业化过程相比，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后发的和平崛起过程，是一个“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加速过程。这个过程有两大特征值得注意：
一是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企“常青树”，比如华为、联想、腾讯、阿里、海尔、美的等，他们在四十多年的历练中变成了“参天大树”。“家有一老是一宝”，他们正在一轮轮工业化浪潮中起着重要的“传帮带”作用，同时在全球传播中国产业的影响力，展现中国企业的现代气质。
二是工业化浪潮具有阶段性、时代性，一浪高过一浪。从当前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和内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可以称为“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个阶段，中国制造业需要借助数字化技术完成从高耗能、重资产，向高技术、轻资产升级。同时在微观层面，企业形态应该从“全粗大旧”向“专精特新”转变。
专精特新企业是技术密集型创新企业，具有低耗能、轻资产、智能化、创新型，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能有效应对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环境污染加重、债务密度过高、企业大而不强等诸多深层次问题，顺应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中国的后工业化，最基本的微观特征就是要有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涌现，构成中国产业的新生力量，并逐渐替代落后的制造业产能，完成全行业的产业升级，推动中国最终实现工业化，走向一个成熟文明的现代国家。
然而后工业化时代又是一个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各方面复杂问题交织和风险丛生的阶段。伴随的不仅是要素红利的消失，还有制度变迁的乏力，也就是“改革的硬骨头”越来越难啃，导致出现两大难题：
一是在国内，各项政策的出台看上去都“左右为难”，比如房地产问题，比如债务问题。
二是在国际上，大国博弈进入“惊涛骇浪”时代，与世界各国和其他文明的关系需要深刻重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产业链转移和核心技术“卡脖子”短期内无法缓解，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已经难以维系。
在这个背景下，推动全产业升级，培育专精特新的时间窗口极其有限。同时不断扩大的财政压力，让传统的以补贴“撒钱”为主要模式的产业政策也无法长期维系。种种事实证明，在芯片、半导体等科技最前沿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优势并非全能。原创基础创新还需要尊重演化的力量，因此专精特新企业也不是能完全靠产业政策就能构建起来的，它们是“自由灵魂的荒原上，开出的一朵朵野百合”。
幸运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搭建完善，一个广阔的舞台已经建成，当前是看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唱戏”的时候了。从过去依靠政策到放手给市场，从过去依靠政府到依靠行业领军企业的“带动”作用，这一转变已经刻不容缓、时不待我。
二、专精特新的“成人礼”：行业领军企业在产业进化中的作用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具有典型的建构色彩，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政策在其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力量还是市场化。
在工业化前期，需要政府为主导搭建基础设施，制定各种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为产业升级构建基础条件和储备势能，那么随着产业集聚的结构性条件完备，企业在市场中具有“自理能力”的时候，政府的主导角色就应该淡化，让市场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完整的产业升级大致历程。
当前，在各项产业政策支持下，全国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万多家，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900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约1200家。这说明政策发力已经出现效果，产业升级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是要想全面实现制造业的“专精特新化”，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对产业政策的过度依赖，实现专精特新企业的内生性、自发性、集群式生长。很多专精特新企业已经过惯了政策补贴的日子，在市场化竞争力和产业融入方面不足，主要围绕着产业政策而不是市场需求做文章，扭曲了政策的本意。这样的企业只是在认定标准的形式是专精特新，在实质上并不是。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需要理解产业进化的一般规律，顺应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结构变迁方向，界定好“政策－市场－产业－集群－生态”等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主导作用，借力打力，发挥政策的建构作用、市场的激励作用、产业链的杠杆效应、集群的集聚效应和生态的自发功能，最终让专精特新成为构成中国产业的主要物种，逐渐在优胜劣汰中替代传统企业，完成新旧动能的转换。
因此，对于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来说，如何实现从政策扶持到独立融入产业和市场，如何实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握手”和“交接”，是企业整个进化过程中的关键。专精特新企业只有经历“成人礼”，才能算是真正的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挥出专精特新的优势。
传统的理论分野只有政府和市场之分，没有看到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形态：产业集群或产业生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我们还应该看到产业链、供应链、生态链、价值链的力量。在产业集群中，各种类型的企业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构成一种复杂的生态关系，逐渐形成集聚效应、外溢效应、生态效应等，彼此之间产生“外部性”，进入一个不可知的自我进化过程。大量专精特新企业就是在这种生态环境下“涌现”的。
其中，行业领军企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像一片森林里面大树所起的作用一样，行业领军企业在产业链中是链主，在供应链中是核心企业，在价值链中是中枢，在生态链中是宿主，在创新链中是“泉眼”。“大树底下好乘凉”，行业领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似公共产品一样的正外部性，发挥着各种“外溢效应”，有效降低了产业循环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
1，需求外溢。在一个产业集群中，总有一个大型企业为创造和稳定需求起着压舱石的作用，成为诸多中小企业的订单来源。之所以称其具有外溢效应，是因为很多时候大型企业会为了稳定行业、产业生态体系，不会严格按照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来招聘和采购，他们具有长期发展规划的意愿和条件。
2，技术外溢。行业领军企业的产品技术和管理模式会被周围的中小企业模仿，降低了原创的成本。大型企业也在培养人才，一项调查研究发现，有大型企业工作经历的人创业成功的概率更高，因为TA们在大企业中经历了标准的技术和管理熏陶。
3，创新外溢。与缺乏资金投入研发的中小企业相比，行业领军企业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投入研发，它们是创新会被中小企业模仿。在创新形成的一般原理中，创新的整个过程往往是从大型企业中获得认知，然后通过扩散进入到体制更加灵活的中小企业中得到实现。
4，标准外溢。行业领军企业在制定行业标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依靠雄厚的资源和经验，主动承担起这一责任，组织行业协会和引领行业走向标准化，通过标准化程度的提高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5，文化外溢。行业领军企业往往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文化，这一文化在整个行业对于引领正确的管理发展理念其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日前发布了名为《行业领军企业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重磅报告，将行业领军企业对专精特新培育的作用划分为全产业链赋能型（联想集团）、平台型（腾讯）、生态型（华为）和其它类。
这四种类型的功能本质也是各种外溢效应的发挥，比如联想集团围绕行业CSV国际认证（药品全链路合规）标准，搭建了数字化平台来解决生物制药公司从临床试验到商业化生产整个流程中所有的数字化问题；阿里巴巴为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了包括“1688战略”“春雷计划”、阿里云、钉钉等在内的“一战略、一计划、三平台”精准帮扶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幸运的是，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培育了大量这样的行业领军企业，它们以民营企业为主，具有较强的市场化能力。它们在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过程中，正在为政府“分忧解难”，成为从政策到市场过渡中的关键一环。
三、行业领军与专精特新的珠联璧合：立讯精密的故事
事实上，行业领军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并非只是单向价值的输出，在很多时候是一种生态依附、相互成就的关系。行业领军企业虽然成立时间长、实力雄厚，但是往往存在体制固化，对创新不够敏感，或利益关系难以处理，转型阻力大，试错的组织成本高等问题。
而专精特新的小快灵特征，则恰恰能有效应对这些难题，是行业领军企业是有益补充。比如海尔集团早在几年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提出了“激活休克鱼”、“变大鱼为鱼群”的去中心化管理变革，将一些事业部分拆成小型作战单元，并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专精特新公司的合作，以有效应对网络化、数字化带来的冲击。
因此，一方面行业领军企业能通过产业链链主、平台组织者、生态主导者等地位带动专精特新的成长壮大，另一方面，专精特新的发展壮大也对于补充行业领军企业在管理、创新等方面的不足起到重要作用，通过产业链和创新链条的紧密合作，从事一些行业领军企业难以开展的创新试错工作，从外部倒逼激活行业领军企业的活力和动力。
联想集团全周期助力单项制造冠军立讯精密，就是行业领军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珠联璧合、相互成就的典型案例。
立讯精密1997年成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成为精密制造的单项冠军，也是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的典型。在立讯精密的成长过程中，联想集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立讯精密开始切入PC产业链的第一个订单，就是来自于联想集团，这对其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为其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外部动力，还为其突破成长天花板迅速向专精特性跃迁提供了全周期支持。
我们知道，中小企业的成长具有非常典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尤其是从一般的制造业企业进化到专精特新企业，是生命周期的质变阶段。这一质变仅靠自己的内生力量很难做到，或者需要产业政策的助力，或者需要行业领军企业的带动。立讯精密的道路是后者，鉴于PC业务“第一桶金”创造的缘分，立讯精密与联想集团开展了长期的业务合作，形成了事实上的产业链共同体。
在合作过程中，联想集团对立讯精密起到了全产业链赋能的作用，立讯精密依靠“小快灵”的组织体制优势，对联想集团的创新也有较大的外部刺激作用。接着这个模式，两者从简单的产品合作拓展到全产业链合作，合作领域从最初的PC逐步拓展到选件、服务器、手机等，产品从最初的线材逐步拓展到电源线、连接器、天线、Dongle、Dock、高速线、无线充电、及摄像头等诸多类型，整个产品线不断延展，立讯精密的“专精特新能力”也实现了极大的提高。
这种珠联璧合的模式，让两者实现了全方位的共赢。2004年至 2022年，联想集团与立讯精密的合作营收平均每年约 14 亿元。立讯精密在联想集团的支持及陪伴中快速发展，并于 2010 年在深圳上市，近10年业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 50％，2021年营收1539．46 亿元，同比增长66．43％，首次实现突破年度千亿营收的业绩。未来，立讯精密与联想集团会有更多产品及领域的合作，将共同开创更广阔的合作共赢前景。
这个故事只是众多行业领军企业带动专精特新，然后相互依存、相互成就形成生态共同体的案例之一。行业领军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补充产业政策的一些不足，让专精特新既能快速获得跃迁所需要的资源，又能在市场化的竞争中得到历练。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培育了数量众多的行业领军企业，他们既是过去改革开放年代积累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带来内生进化的主要力量。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进一步转型，将会有更多的行业领军与专精特新珠联璧合的故事在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浪潮中上演，中国的后工业化也将会在这种传承－发扬中，在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不断被尊重和完善中，完成自己的全部历史使命。
原文标题 : 赵建：中国式“专精特新”进化论——行业领军企业的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