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称，中美就解决中兴通讯公司问题的大致路径达成一致，美国将取消中兴通讯销售禁令，根据讨论的协议维持其业务。不过不到一天，特朗普又在白宫表示，美国政府尚未与中国政府就中兴事宜达成任何协议，一波三折的推进过程，依然不能令中兴高悬的心就此落地。
但据《财经》消息称，5月19日中兴通讯生产线上的部分管理者，已经收到为复工做准备的通知。问题解决虽尚未一锤定音，但已经朝好的方向发展。只是禁令解除后，中兴能从这场飞来横祸中迅速恢复气力吗？真正的后遗症可能在于技术短板的暴露。
大国较量难以预测，但仅从商业角度考量，中兴这堂课值得警惕。
风波之后，中兴将面临什么？
禁令解除是中兴唯一的救命稻草，但最终以什么代价和形式达成这一目标，还要看两国斡旋。在中兴看来，禁令一旦解除，业务线恢复之后公司便能快速归队，只是这次的牺牲不可能不影响中兴这一年的运转。
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称，由于华盛顿禁止美国公司向电中兴通讯销售元件，中兴通讯这些天的损失估计至少200亿元人民币（约合31亿美元）。按照这个数字，不算上未知的天价“勒索”，大致接近中兴一个季度的营收，4月份中兴通讯发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Q1营收为288．8亿元。
而且就目前的消息来讲，中兴很难逃脱罚款，因为当初的违约涉及到执法问题，很大程度上不能算是贸易战谈判的筹码。换句话说，如果罚款避免不了，中兴的损失将会更大，严重拖累一年的业绩。当然这些损失并不会损害中兴的正常运转，毕竟作为“悲情英雄”，背后还有团结一致的政府和纳税人。
在禁令面前，或许能直接用钱解决的问题都算是小问题，可这场风波还给中兴带来了一些隐患，将影响公司的未来发展。
一方面，中兴在这场尚未完全开打的国家战争中的脆弱性，和夹杂在两国之间随时面临的风险，会使中兴的供应商与客户重新评估这段业务关系。
即使禁令解除、中兴一切恢复正常，这次风波也在中兴的产业链上插上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会影响其业务复原。也许国内的公司不至于会落井下石，但国外就没有这么多限制了，目前澳洲最大电信运营商澳大利亚电信和非洲最大电信运营商，都已经停止销售中兴通讯手机，前者也在积极寻找代替者。
而另一方面，有消息称，解除禁令的另一个代价很可能是，中兴通讯将被迫对管理层、董事会席位进行重大调整，甚至不排除向中兴派驻监察官员。这些举动是为了确保中兴的合规性，可处在本国利益的考量下，来自美国的监察反而有可能加速冲突，从商业角度来讲，这继续增加了与中兴合作的不确定性因素。
因而，中兴的危机很难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结束而立马翻篇。
中兴无法自救不能让中国芯背锅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中兴的应对表现颇为镇定和坦诚，一面向员工通报事件进展，一面积极配合沟通和调查，侯为贵的现身更是展现出一种责任。如今中兴迎来转机，幸免于难固然值得庆幸，只是回过头再看这一个多月的生死时速，被别国一纸禁令锁死的无力感，难免令人心惊。
尤其是中兴一直作为国家高科技企业的代表，所谓世界十大通讯设备制造商、全球第四大手机生产制造商、中国大陆最大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这些头衔看似走在了技术的前沿，可被打了之后才发觉骨子里还是外强中干。这虽然是国家缺“芯”的大环境所决定，可公司业务严重依赖美国技术早已不是一天两天，对这个风险的习以为常和漠视，就像温水煮青蛙，使得危险一旦来临，任何临时性自救的方法都无济于事。
这或许才是中兴危机过后该反思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单纯由国家芯片技术和产业的落后来背锅。
两国贸易战之所以对企业影响深远，在于其可以采取多种手段无差别地进行攻击，但根据公司不同情况，受到的损失还是有所不同。比如，如果禁止对方产品进入本土，那对不以美国市场为主的公司来说就无足轻重。可中美交锋还尚未深入，中兴已然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
技术命门固然是根本，可这么多年对命门掌握在美国手中而无从应对的中兴，何尝不是一种战略失误？在核心业务无法运转之后，中兴连勉强为其输血的其它业务都没有，这是不是说明公司缺乏减小风险的长远布局观念？
长期以来，中兴通讯形成了三大业务为支撑的营收局面，其中运营商网络、消费者业务共占据90％以上的营收，而这两者不仅在核心技术上严重受制于美国，而且美国市场对其也弥足轻重。这种情形对任何一个公司都是危险讯号，尤其是中兴这种早就徘徊于中美之间的企业来讲，可事实是，中兴既难以短时间内补足技术短板，也没从业务构架上尽量分散风险。
相比之下，富士康虽然离不开苹果，可很久之前就已经从培养自有品牌开始，着手“去苹果化”，快递公司也在想方设法减少对电商平台的依赖，中兴即使绕不开美国的技术支持，也应该从他处着手，未雨绸缪，而不至于现在像个靶子一样，一击即中。
很多人拿联想作为华为的反面，其实更具可比性的应该是中兴，业务的高度重叠使得两者一开始就相互较量而行，可结果却有些相反，这不能不说是中兴内部的问题。
中兴式企业的沉思
如果不是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攻击重点，在外界看来，中兴虽然在智能手机市场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但在通信设备领域的地位依旧可以令其雄踞一方、富而安稳。可没想到一纸禁令彻底暴露了公司的尴尬之处：营收强如巨头，关键性技术却“一穷二白”，而这种外强中干的状态，其实是国内很多公司的写照。
先看看中兴，近几年的营收都在千亿元大关左右，而且运营商网络业务依旧稳固，但在这种业务体量的背后是公司难堪的盈利能力。2016年，净利润亏损达23．6亿元，较2015年的32．07亿元相比下降了173．49％，是上市20年来的第二次亏损。即使不亏损的年份，中兴的净利润也不是很高，2017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约45．54亿。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兴每年从政府获得补助金额，在净利润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2016年收到的政府补助为26．34亿元，但当年中兴却亏损了23．6亿元，也就是说，没有这部分补助，中兴一年亏损约50亿元。长江商学院某教授通过对中兴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发现过去十年中兴的税前利润为262．2亿元，而其中来自政府补贴和各种退税，就高达180多亿，占比利润68．98％。
很明显，中兴财务报表上显示的盈利能力还要大打折扣，可以稍作对比，小米是出了名的净利率低，其2017年营收1146亿元、净利润则为54亿，而中兴抛开政府补助之后，净利润却完全不如小米。
由此可以看出，借助坚强的后盾，在国内很多公司看似发展得风生水起，可一旦遭遇外界打击，才发现技术命门还是掌握在他国手里，这是一种通病，甚至蔓延到更多新兴产业，比如人工智能。
以科大讯飞为例，其每年很大部分收入也是靠政府补贴。相关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6年，科大讯飞净利润共21．34亿元，当中有超过1／4源自政府补贴，并且最近几年收到的政府补贴大体呈攀升态势。更关键的是，从科大讯飞的营收状况看，公司几乎三分之二的营收，都是来自于地方采购。
靠着人工智能的概念和政府资源的倾斜，科大讯飞在业内似乎没有任何敌手，可未来进入到更自由、激烈的竞争市场，它的竞争力能有多大，是最该质疑的问题。
不管是落后产业、技术提速还是抓住未来技术发展趋势，拿市场换技术，或是国家斥巨资鼎力支持，似乎都应该重新审视其有效性。
中兴只是个例，但问题却是共通的，在波谲云诡的外部环境下，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