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进者的崛起
一
不同于复读机、MP3、MP4的“爆款”芯片商,在2004年从华为独立出来的海思半导体,在一开始外销芯片的时候,选择了SIM卡芯片。
这种芯片技术门槛不高,而且当时已经有一些国产设计商在做了。等海思把芯片做出来,SIM卡芯片已经从10美元跌倒了不到1美元,海思最终不得不直接放弃。
此后的三年,海思外销芯片收入为0,而任正非定下的目标是3年外销40亿。
吸取SIM卡芯片失利的惨痛教训,海思随后选择了安防监控芯片和IPTV芯片,这两款芯片技术门槛和市场门槛都比较高,且都以视频编解码为核心能力。
安防监控和IPTV,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消费电子范畴,这两个品类的市场结构里面,国产安防厂商在当时已形成自己的品牌,且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IPTV则是一个受广电、电信主导的市场。
在上述领域,海思一上来对抗的就是德州仪器、博通等外资巨头,为了对抗这些实力雄厚的外资巨头,在一开始,海思就选择了支持当时最先进的H.264视频编解码技术,以不至于芯片研发出来就落后于市场进度。
2007年左右,安防监控的DVR和IPTV机顶盒刚刚兴起,依托于华为自身的电信关系网络和过硬的技术,海思分别拿到了大华和广东电信的订单,成为了头部市场玩家的供应商。
海思的崛起,与瑞芯微、炬力、全志一样,都抓住了产品、技术升级换代的节点,实现了业绩的迅速增长。在海思之后,中兴于2015年底拆分了其IC业务,成立了独立的中兴微电子,目前也开展了多元化的外销芯片业务。
海思一开始就是面向高标准、高要求的品牌客户,品牌客户越做越强,海思也会趁势而起,双方互为良性循环。同时,海思要做“白牌”(山寨)市场是很容易的,因为技术上高维打低维,有了核心的视频编解码芯片,海思要把其他东西集成进来就比较容易。
几乎在海思崛起的同一时期,深圳的IC设计公司汇顶科技,正在苹果引发的触控芯片浪潮中掘金。
汇顶科技的创始人张帆,在电子科技大学念完书后,参与了国家主导的北斗卫星系统工作。在体制内工作一段时间后,张帆在1993年南下深圳,搞过低压电器,卖过台制芯片。2002年,张帆出来创建了汇顶科技。
作为一个完全民营的公司,汇顶在一开始过的并不好。
王凯告诉CV智识,深圳绝大多数IC设计公司,因风险资本不是特别发达,多是民间筹资而来,尤其追求快速见到利润,今年成立,明年就要赚钱。欠着亲朋好友的钱,经营的压力尤其大。
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深圳有相当一批公司从事低端的IC设计工作。
深圳作为进出口重镇,总能最先接触到国外最为先进和时兴的芯片产品。在这些产品中,晶体管数目少、或是工艺简单的芯片,会被以“反向设计”的方法率先突破,一个私人老板带一两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做了。
而这样容易操作、见效快的事情,也导致了一堆小公司都扎堆在低端的芯片产品上。电源管理芯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做这个产品的公司太多,价格战打得太凶,以至于最后大家都维持在一个很薄、大约5%的利润率水平。
汇顶在成立之初,做的是固定电话产品,但还没干几年,这个市场在2005年就萎缩了。为了生存下去,汇顶也给小家电做触控IC的产品,服务于段永平创建的步步高,但是步步高后来也不干这个了。
凡是日后做的名声响的珠三角的IC设计公司,都要和段永平或者段系公司扯上关系,这是广东商业界的一个奇观。作为南中国基业长青的消费电子集团,段系公司总能抓住每一个消费电子的风口,不盲目跟风,让自己陷入红海市场,也不盲目投机,让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
新生的IC设计公司,却没法像步步高这般进退有据、稳健从容。在成立之初很长一段时间里,汇顶科技惨淡经营,草创时期的人才纷纷流出。
汇顶的转机,同样来源于苹果公司掀起的消费电子风潮。初代苹果手机的发布,掀起了安卓阵营的电容式触控风潮。2010年,在香港往深圳的一班车上,张帆的合伙人恰好认识了坐在旁边的联发科工程师,汇顶由此和联发科搭上了线。
当时,联发科不自制触控IC,而是考虑投资外部一家公司完成布局。在联发科看来,汇顶的创始团队“务实、不乱吹牛”,汇顶虽小、但向来注重技术投入,且在触控IC上有研发自己的IP。最重要的是,汇顶争取客户“颇为狼性、不搞定不罢休”。这几个原因帮助汇顶最终搞定了联发科390万美元的投资。
联发科在功能机时代即是IC设计的霸主,有了联发科的加持,汇顶如虎添翼。2011年到2013年,汇顶的触控芯片出货从600万颗增长到了1.5亿颗。在电容式触控IC面临增长瓶颈之前,汇顶及早投入指纹识别IC,由此取得了持续的业绩增长。
2016年,汇顶上市,一举成为A股当时市值最高的芯片公司。凭借智能手机触控的准确卡位、和联发科的加持,后进生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崛起,超越了炬力、全志、瑞芯微等一众老将。
基业长青的梦想
一
珠三角IC设计公司诸强,与白牌(俗称山寨)和国产品牌,是深圳制造生态的一体两面。
今天的珠三角IC设计诸强,分两派。
海思、中兴微为一派,在最早成立IC部门之时,两家公司都是从产业链整合、降低成本、避免被卡脖子的角度来考虑,系统芯片、通讯芯片是服务于其主营业务的,后来两家公司的芯片业务都独立了出来,且发展出了强大的外销芯片业务,表现出较强的高维打低维的特点。
炬力、瑞芯微、全志、汇顶等为一派,他们主力追踪消费电子潮流,表现出相当强的“一代拳王”的特点,成长性受下游景气波动。
深圳的南山科技园,聚集了广东最多的电子产业链企业。但是从南山科技园走向全世界的,寥若星辰。在IC设计业,最终只有海思走了出来,向全球霸主发起挑战。
海思的成功,早已脱离了中国市场的语境。凭借华为强大的全球销售网络与研发部署,海思芯片实际上是在技术与市场的全球最前沿搞芯片,而不是以一个模仿者的姿态在中国的红海竞争中苦苦挣扎。
这样巨大的成功背后,是昂贵的赌注与尝试。深圳大多做IC设计的厂家,做到一年大几千万营收、几百万利润就很满足,不愿再行投入研发,做冒险的尝试。这也注定了,大多数芯片公司只能在中低端的价值链苦苦挣扎。
那些将收入做到十亿级别的IC设计公司,则需要数年冷板凳式的研发与挣扎。全志的团队在炬力浸润有十多年,汇顶在研发出触控IC的爆款前沉默了七八年,眼看着时髦的电子潮流,却与自己无关,这需要相当的定力。
但是,在做到十亿级别之后,考验才刚刚开始。还可以的公司止步于此,此后便维持在一个水平的收入,增长乏力。
要做到基业长青,需要像华为海思这样的“异类”,或被逼成“异类”。
深圳的电子产业链企业走出了许多世界级的企业,但不是每一家都会像华为一样,一开始就规定自己每年要用10%的营收来搞研发。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向外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了阵痛,反思下来,最终发现,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才能保证他们的竞争力。
正是这种“异类”精神,最后才能让珠三角的芯片公司从华强北的陷阱中走出来,迈向基业长青。